《法学研究》2016年秋季论坛顺利召开

发布时间:2016年11月26日        点击数量:2910

 

《法学研究》2016年秋季论坛于2016年10月22日至23日在重庆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回顾与反思”,由《法学研究》编辑部主办,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法人类学与法社会学研究中心、经济法学科、统筹城乡法制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现代法学》、《比较法研究》、《环球法律评论》等杂志社的学者和专家参加本次论坛。

 

10月22日上午,《法学研究》2016年秋季论坛开幕。《法学研究》杂志社社长、副主编张广兴研究员主持开幕式。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樊伟、副校长商文江以及《法学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国际法所联合党委书记陈甦研究员出席开幕式。樊伟书记和陈甦书记分别代表承办单位和主办单位致辞。

樊伟书记在致辞中介绍了西南政法大学当前的发展情况,对当前高等学校发展竞争的现状给予了客观的评估,并就在此特殊时期承办本次论坛给西政带来高水平学术交流的机遇,向《法学研究》编辑部以及所有与会专家表达感谢。樊伟书记说,西政没有天时地利,只有川渝人民的忠厚、质朴和勤奋,校方会在各位专家学者的关心下继续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使西政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恳请参会的各位嘉宾为西政的发展多提宝贵建议,真诚感恩各位领导和专家对西政一如既往的支持,校方会把各位专家学者对西政的“情”和“爱”延续下去。

陈甦书记在致辞中开解了本次论坛的主题,希望论坛聚焦于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规律性的内容,通过深化对历史进程和现实的认识提高学术效率。作为主编,他还介绍了《法学研究》近年来对我国法学事业进步所做的诸多工作,特别提及期刊在推动国内跨学科交流方面的努力。陈甦书记表示,《法学研究》的发展经历过顺境和逆境,但不变的是学界的广泛支持。他希望各界一如既往地支持《法学研究》的发展。《法学研究》编辑部将会继续服务于学界,促进法学繁荣、法治进步。

 

 

专题研讨会第一单元由《现代法学》许明月教授和《法学研究》冯珏副编审共同主持,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后韩业斌、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黄涛担任与谈人。

 

华东政法大学马长山教授作了题为《从国家构建走向共享共建——基于对改革开放后民间组织与法治秩序关系研究的学术史考察》的发言。发言指出,三十多年来关于民间组织与法治秩序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以合法性、制度环境、民间治理、法治动力等为主题的问题域,这对民间组织的角色和功能也给予了较高期待。而实际上,民间组织却面临着并不甚理想的发展境遇,进而对国家建构主义法治道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伴随着国家在新时期的共建共享战略转向,以往国家构建主义的法治建设方式已弊端显露、难以为继,因此,这就需要重塑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使命和功能,走共建共享的法治之路。

重庆大学法学院程燎原教授作了题为《法治与政制——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政治论向度》的发言。发言介绍了四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从政治论角度探讨法治问题的三个方向,即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构想和谋划、法律制度的建构、学术理论如何从政治论的角度探讨政制与法治的关系。第二,分析法治问题的政治论的六个片段,通过研究这些片段把握当代法治理论发展的政治论向度、阶段、不同学术语境和不同问题域,从而归纳出已取得的基本成就。第三,中国法治理论的七个关注点,贯穿这些关注点的是理想—理论—制度—实践—思维方式的链条。第四,法治理论研究最核心的观点和认知,即政体作为对法治主要的反应结构和约束力量,既可能体现、支持和巩固法治,也可能背离、抵制或消解法治。法治如何安顿国家权力和政治权力、如何构造政制的结构,也就是在安顿法治自身。

 

四川大学法学院顾培东教授作了题为《当代中国法治共识的形成及法治再启蒙》的发言。发言认为,社会成员法治共识的缺乏是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社会成员在法治问题上的分歧集中体现于理想主义法治观与实用主义法治观的差异。理想主义法治观可分为朴素的理想主义法治观、偏执的理想主义法治观以及理性的理想主义法治观。实用主义法治观亦可分为朴素的实用主义法治观、放纵的实用主义法治观以及理性的实用主义法治观。理想主义法治观与实用主义法治观的形成及分歧与法治知识传播和交流中的智识屏障直接相关,这些智识屏障造成了社会不同层面对法治本相了解的失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法治观念的差异。为此,应通过法治的再启蒙,强化全社会对于法治基本知识或法治本相的了解与认同,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全社会法治共识的形成。

中共中央党校王勇教授作了题为《制宪权理论对中国法治的影响》的发言。发言指出,制宪权是以国民主权理论为逻辑起点的,国民主权是制宪权理论的核心,只有全体国民才享有制宪权。制宪权理论对中国法治的影响源于建国后的政治主导立宪,以及我国学者对制宪权理论的不同认识,该理论对我国五四宪法的制定有一定的间接影响。新时期,恰当地吸收制宪权理论的合理内核,有助于全面认识和把握宪法价值,从而促进我国的立宪实践,对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也会有积极意义。

 

在与谈阶段,韩业斌博士后与黄涛助理研究员对以上发言人的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韩业斌重点评论了马长山教授的文章。黄涛重点评论了顾培东教授的文章。他认为,应当从政治及价值的角度去看待政治要素与法治要素的结合,并且提出法治思维扩散的重要性。

 

 

专题研讨会第二单元由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顾培东和《中国社会科学》赵磊副研究员主持,复旦大学高研院副教授孙国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生姚尚贤担任与谈人。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程关松教授作了题为《礼法合治传统的两种法制范式》的发言。他认为传统中国治国理政的根本方式是礼法合治,愿望的道德主义和权霸主义的法制封闭了向生活世界开放,偏好权力运行的内部融通和术、权、势的自我圆满,切断了贤人、法律与人民的联系。两种范式都执着于向俗的生活世界开放,致力于通过法律方式严格规范术、权、势的正当运用,礼法合治传统得以发轫。法治中国理念的提出表达了再续文脉的愿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成为礼法合治的现代表达。礼法合治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必须满足现代法治要求,也必须防范愿望的道德主义和权霸主义的法制假借良法善治还魂。中国的法治建设面临着太多的“中国问题”和中国境遇,也给探索法治的“中国模式”带来巨大空间。我们固然不能否定世界法治建设的先进成果、经验和共同规律,但中国的问题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想办法解决。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周尚君教授作了题为《党与政法关系的形成及演变》的发言。他认为“党管政法”是理解党领导政法各部门“既不以党代政,又不截然分家”体制的关键词。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今,党与政法关系一直处于调适和变动之中,党的政法领导体制从未固化。随着不同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与政法关系经历了从“巩固新生政权”的一元化领导关系、“发展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党政分开,到“维护社会稳定”与推进改革中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关系结构的变迁。党与政法关系演变的同时,司法职能也从政治斗争的“刀把子”、经济建设的“护航者”,发展成为社会重建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生命线”。党与政法关系的调适性变迁告诉我们,只有在动态互动的视野中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只有在动态互动的机制中才能真正实现党与政法关系持续有效的平衡。

 

清华大学刘晗助理教授作了题为《从政制到法律:美国宪法在当代中国》的发言。他认为,美国宪法对于中国宪法意识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他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宪法在中国的接受状况,包括介绍和研究。无论是从批判还是研究的角度来讲,美国宪法在80年代的中国主要是被作为一种政体进行理解,突出强调其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美国宪法的法律性开始被突出,在特定时期成为了中国宪法改革和宪法司法化的重要参考。从政体视角到司法审查的关注点的变化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法律和法学的总体发展,尤其是社会权利意识的兴起、法律职业主义的发展和法学学科专业化的深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侯猛副教授作了题为《当代中国政法体制的形成》的发言。他认为,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话语,需要理解其所依附的政法体制。政法体制的形成过程,是党和国家“单向二元”体制不断强化的过程。所谓“单向二元”体制是指,党不仅在作为国家机构的各政法机关中建立党组,各党组向同级党委负责;同时又在其内部建立职能部门,例如设置组织部和政法小组(政法委员会)以归口管理政法干部和政法事务。特定制度和人事变化形塑了当代中国的政法体制,并且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最终确立中央权威。但在本质上,政法体制与立法、财经、文教体制并无区别,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对于研究者而言,进行价值判断或比较研究是不够的,更需要充分挖掘本土术语的经验事实,在此基础上反思和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关于“中国”的政法/法治理论。

 

在与谈阶段,复旦大学高研院孙国东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生姚尚贤对以上发言人的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孙国东指出中国法治及现代化区别于国外的三个条件和目标,并认为,应注重区分理念与价值、理论与实践,关键把握现代法治的新要素。姚尚贤针对中国问题思考的中国方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重点评论了程关松、刘晗及侯猛的发言。

 

 

专题研讨会第三单元由重庆大学法学院程燎原教授、《比较法研究》杂志丁洁琳副主编担任主持人,由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陈洪杰副教授、江苏省委党校姜孟亚教授担任与谈人。

 

扬州大学法学院马荣春教授作了题为《司法政策变迁中的刑事司法》的发言。发言认为,中国刑事法治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且无可避免地需要经历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双式”到实质法治对形式法治的“贬损”再到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渐趋“结合”。“社会公信”将成为引导中国未来刑事司法和刑事法治的新政策,促进刑事司法与刑事法治之中的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认识到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阶段性和过渡性,能够克服中国法治运转中的胶着;认识到中国法治建设的共性和个性,能够克服对外来法治观念的盲目崇拜。这两点认识能够引领中国法治建设走向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务实之路。

华东政法大学张卓明副教授作了题为《人民法院引用宪法的途径——“宪法司法化”概念的历史与反思》的发言。发言指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保证其实施是法治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宪法应当在人民法院的审判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人民法院只能在裁判文书中的说理论证部分引用宪法,却不能在裁判依据中部分引用宪法,这是我国“八二宪法”施行以来不断探索和改进宪法适用途径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是与“宪法司法化”的概念紧密相联的。相对于强司法审查理论,弱司法审查理论更能契合中国实际;相较于新时期的宪法间接适用说,更有利于唤起广大民众对于宪法实施的宪法热情。

 

南京师范大学方乐副教授作了题为《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运行机制、法政功能以及改革经验的可复制性评估》的发言。发言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创新使得巡回法庭的设置和实践有助于通过最高司法权来完成巡回区内的司法资源在各级法院或法官之间的二次分配,进而推动法院或法官司法行为的规范化,而且也有助于通过最高司法权的在地化行使来促使社会矛盾的就地化解决,从而营造良好的司法秩序和社会秩序。发言分析了巡回法庭内部的制度新变化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如法官助理的选任问题、巡回法庭审理后信访案件回流问题等等。发言的最后,从司法权威、公共理性和国家权威三角度对巡回法庭目前的改革经验进行了可复制性评估。

南京大学法学院宋亚辉副教授作了题为《追求“社会效果”三十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反思》的发言。发言认为,追求“社会效果”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司法政策之一。通过三十年来司法文件的研究发现,“社会效果”概念并无固定含义,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具有不同含义,并与同时期的政策相吻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初衷虽然符合现代法治发展趋势,但是其政策表达和实践方法尚缺规范化。政策话语的严谨表达可以减少误解,但无法化解裁判方法上的随意性和去法治化风险。所以这就需要着眼于司法裁判的方法论构建,在方法论上坚持法律教义与政策资源在司法裁判中的“体”、“用”格局,确保在法教义体系内进行政策权衡和结果判断。

 

西南政法大学谷佳杰讲师作了题为《诉讼调解:历史回顾与政策反思—基于司法政策对诉讼调解影响的分析》的发言。发言指出,我国自建国以来经历了从“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到“优先调解”再到“规范调解”的不同阶段,诉讼调解的立法制定和法律修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司法政策的影响。经过对诉讼调解率的研究表明司法政策对诉讼调解具有趋导作用,但是这种趋导作用在法院审判权和当事人处分权之间却存在失衡现象。同时,司法政策仅仅能够对审判权的运行产生“激励效应”,由于缺乏“合意诱导”规则难以对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产生影响。因此,我国需要科学设计司法政策激励效应的“双轨制”,通过完善费用评价规则、充实审前准备程序、制定特殊情形的“强制调解”规则以及培养职业调解法官,从而进一步完善诉讼调解的“合意诱导”规则,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特色诉讼调解制度的完善。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温学鹏作了题为《行政强制措施的产生、争论与反思》的发言。他认为,行政强制措施在行政诉讼法之后历经方法意义上和行政强制类型意义上的争论以及“二分法”、“三分法”之争,但直到行政强制法的明确规定也没有完全解决行政强制措施的分歧。该历程反映了我国行政法学在理解和借鉴外国法理论上的误区,而背后深层次的背景则是我国行政法学者在针对本土现实问题上坎坷的理论尝试,这种尝试体现了符合我国现实的独特行政强制体系的初步形成,但仍然存在逻辑缺陷。对此,他提出了行政强制措施新“三分法”。通过对行政强制措施发展历程的梳理,他希望能够引起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学研究合理观念的注意以推动其合理发展。

 

与谈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陈洪杰副教授深入解读了司法改革与中国法治道路的回顾和反思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司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公共性问题,本单元的文章基本涉及到了司法如何回应公共性的问题。与谈人江苏省委党校姜孟亚教授在评议时指出,法治除了包括罪刑法定和税收法定外,仍需将预算法定囊括在内。我国法治实施条件已经具备,欠缺的只是如何具体实践,呼吁在座学者积极投身于践行法治的实践中。

 

 

10月22日的自由发言阶段由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卢代富教授和《环球法律评论》田夫副研究员担任主持人。

在自由发言阶段,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周宇骏作了题为《“司法机关”的中国维度:一个立法概念史的进路》的发言。他通过追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下立法概念使用的历史探讨了“司法机关”的概念。他认为,“审判机关”概念使用的选择决断经过了我国立宪者的严肃讨论与考量,反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构建以及我国人民审判理念。立法概念的使用必须引起重视并立足于我国实践,以实现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韩业斌博士后根据其题为《法治一体化建设与法治悖论的消解》的论文指出,法治一体化建设应由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建设,协同推进。为克服在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过程中所形成的法治失重与法治悖论,我国必须倡导和推进法治一体化建设。一方面要利用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组织建设,另一方面要通过国家和政府的法治建设巩固我国的法治基础,以此来保障公民权利。
 
 
 
10月23日专题研讨会第四单元由西南政法大学张永和教授与《法学研究》编辑李强博士主持。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张敏副教授和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黄忠教授担任与谈人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赵磊副研究员作了题为《改革开放以来商法学研究回顾、现状与展望》的发言。他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商法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挖掘和展现了商法学、商法制度及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三者间的相互砥砺、相互交融关系,并指出商法学的发展必然与商法制度的发展休戚相关,亦会紧跟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步伐。他从商法学如何进一步促进商法制度及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对商法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加强商法学自身的基础理论建设、完成商法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构建的任务。
《环球法律评论》编辑姚佳副研究员作了题为《消费者民事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反思》的发言。发言认为,消费者问题是当下中国的重大难题之一,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施效果与理想状态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主要是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产生之初就存在立法抉择与“人”的生存发展哲学、社会基础和个人权利基础不匹配的问题。通过研究国内外消费者权利的产生及发展,姚佳副研究员提出要突破传统的“一元治理”模式,实现多元社会共治,这是我国社会实践和制度创新的要求。
 
安徽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邓可祝副教授作了题为《从行政管制到多元共治——从我国环境法实施模式的转型发展》的发言。他认为,随着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和行政管制弊端的逐渐出现,环境治理需要不同主体参与并从不同层面发挥治理功能以实现从行政管制向环境多元治理的转型。因此,在已经具备环境多元治理基本条件的中国,我们应当积极地探索各种形式的环境多元治理,既要重视和完善行政机关在环境法实施中的作用,也要加强公众参与,同时发挥企业的自我规制作用,并完善环境多元治理的保障机制。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徐银波副教授作了题为《从强制执法到社会执法:我国当前私法实现路径之反思与完善》的发言。他指出,法律的生命力、法律的权威在于实施。在民事立法不断完善的今天,有法不依现象却愈发严重。从而他提出私法实施、权利实现,不仅需要强化司法强制力、司法权威,还需突破思维定式,解决根本性的执法路径选择问题。虽然当前民事立法基本适应市场经济需求,但仍墨守成规地仅依靠司法强制力保障私法实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充分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执法。
 
在与谈阶段,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张敏副教授将商法学研究历程总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以规则制度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指立法和法条适用为基点。她对商法学研究在突破方面和借鉴方面作出了展望。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黄忠教授肯定了四位发言人的发言对学术研究方法的重大意义,并重点评论了姚佳副研究员和徐银波副教授的发言。
 
 
 
 
专题研讨会第五单元由华东政法大学马长山教授与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张新宇主持,由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陈建平副教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柏峰教授担任与谈人。
 
云南大学法学院王启梁教授作了题为《当代中国的执法研究:2005-2016》的发言。他对中国过去十年的执法情况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释,从执法问题背后的原因、行政机构的约束以及执法环境的复杂化等三方面分析了执法的困境,并提出加强执法威慑、执法能力建设、执法信息公开和执法管理创新的改善执法路径。最后,他对如何研究执法提出了建议。
山东大学法学院李忠夏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立宪进程中“国家”观念的变迁及其当代意义》的发言。他认为,在中国近代立宪过程中需要思考两点问题:一是如何从宪法变迁的角度去理解“法治国”的含义并且在“法治国”的框架下理解宪法的功能,二是如何理解“法治国”中的“国家”。外界一直批评宪法教义学忽略“政治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在此背景下思考中国近代立宪如何推动国家建设是回答此问题的必经之路。
 
南京师范大学杨登峰教授作了主题为《我国试验性立法的回顾与反思》的发言。发言指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立法冠以试行或暂行的名称,改革走的是试验路径,且试验具有地方性和多样性,而法治原则又要求改革须于法有据;这种情况下,试行法与暂行法便有存在和发展意义,只不过要加以规范。在将来,作为试验性立法的试行法与暂行法应只能为改革试验而制定,其在总则中应明确规定相关试验要求,在附则中应明确规定与现行法之间的适用关系以及施行期限,还应建立相应的试验评估程序,将成功的试验法及时转化为正式法,并维护基于试行法与暂行法形成的社会关系或法律秩序。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高燕副教授作了题为《法治中国的立法之维——从“有法可依”到“良法之治”》的发言。她认为,立法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考察指标,经历了从恢复秩序、发展经济、关注民生等立法重心的演进,实现了从有法可依到追求良法之治的转变,开始了立法从确认改革成果到引领改革的调整。以制定法为核心的法律创制模式,也出现了“法上无法”、“法外无法”等法治困境,致使立法之法与法治之法趋于紧张。消弭这种紧张关系,一是可以通过完善立法制度保障,构建符合法治中国建设所需的良法体系;二是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法律渊源体系,形成制定法渊源为主,政策、习惯、司法解释等非制定法渊源的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与谈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陈建平副教授表示,四位发言人的发言均建立在实质性研究之上。对王启梁教授的发言,他认为应多注意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执法层次问题,并提出解决中国地方执法难的问题要从执法机构自身来思考。对于李忠夏教授提出的立宪过程中“国家”观念变迁问题,要注意前后的逻辑一致。与谈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认为上述四位发言人的发言总结下来就是立法与执法的问题。他认为,当下法学研究主要以司法研究为中心,对立法和执法关注较少,“司法为重”存在它的合理性但也存在问题,有些法律法规实际上是依靠执法去实现,法院主要是援引适用。他认为,关于立法的发言未被关注是因为实际立法过程中的透明度较低以及利益博弈等。而对于执法方面的研究,他认为王启梁教授的发言看似在梳理文献,但实际上反映了执法研究范畴和框架建构。
 
 
 
会议闭幕式由《法学研究》谢海定副编审主持,重庆大学程燎原教授对会议的学术讨论和交流作总结。西南政法大学法人类学与法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永和教授代表本次论坛承办方致谢。本次论坛承办方具体会务负责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胡大武教授发表会务工作感言。
 
程燎原教授认为,对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法治建设进行回顾与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中国三十多年的法治建设看起来很短,但事实上呈现了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复杂问题。我国从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化,在体制下进行各种民主的试验,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又大量广泛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东西,中国的法治建设在这三十年来有非常大的进步。因而,在此种背景之下我们面临很多的难题、困境,甚至会有失去方向的疑惑。程燎原教授总结了此次会议几个非常集中的问题,包括中国法治建设的回顾与反思中的法治道路以及改革的变迁及前瞻的讨论、各部门法的发展变化。他认为,此次论坛也体现了中国学者学术立场和方法的转变:中国学者仍需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实践。本次论坛各位发言人的发言充分体现了宏观与微观、学术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普遍与特殊等多重看待中国法治建设的学术思维。
 
张永和教授认为,法治不仅仅是简单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制度建设、社会建设、人类形塑等方面。社会建设和人类形塑是中国法治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本次论坛承办方具体会务负责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胡大武教授发表会务工作感言。谢海定副编审对会议后期的成果修改和展示事项进行了简要的交待。